卡特（Elliot Carter)出生于纽约。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曾师从著名作曲家辟斯顿、霍尔斯特等修完音乐课程。但对他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并不是这两位老师，而当推艾夫斯及布朗热。1924年，卡特才16岁，就结识了50岁的艾夫斯。长期以来，曾为整理、编撰、演奏及出版艾夫斯的作品做过大量的工作。艾夫斯的美国创新精神就此深深地刻在他的心灵之中，一直影响着他的创作与思维。1932年，他又远涉重洋，来到巴黎，师从娜迪亚·布朗热女士学习作曲。在她门下的三年时间里，他系统扎实地学习了西欧传统音乐及新古典主义的创作技巧，具备了深厚的作曲功底，并且也获得了欧洲现代乐派的新思维。两位师长，一位创新，一位传统，但两者都要求背叛传统音乐，创造新音响，它们巧妙地结合，终于为卡特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颖、独特的道路。当然，卡特的成功依然仰赖于他自身的努力，他不停地进行探索，几乎每部作品都有新的追求。这样的探索，对他日后风格的奠定带来了莫大的收获。
卡特是位态度严肃、技法严谨的作曲家，写作认真而缓慢，因此，作品也并不太多，但他的许多探索，例如节拍转调、多层次的复合节奏、乐器个性化、音程与力度的序列化等对现代音乐技法的发展确实作出了贡献。
乐器个性化并不是乐器自然的形态、结构及音响等方面的性格差异，而是指运用特殊的演奏方式赋予不同乐器或不同声部以一种独特的个性，同时利用这种强烈的个性构成乐器及声部间戏剧性的对比，造成惊人的感染力。这一手法最初不是卡特发明与创造的，早在几十年前，美国现代音乐奠基人查尔斯·艾夫斯就曾运用这一原则进行过创作，但开始时并没有如此丰富、完善。卡特继承了这一传统，赋予新的处理方法及新的时代精神，突出了秩序与混乱之间的矛盾，强调了乐器的个性及强烈的对比，并且采用更多的方式深化了这一手法，取得较大的成功，这一手法成为他创作的一个鲜明标志。他的不少作品，例如《羽管键琴及钢琴的双重协奏曲》（1961）、《钢琴协奏曲》（1965）、《乐队协奏曲》（1969）、《第三弦乐四重奏》（1973）都反映出这一特色。在这些作品中，乐器个性化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要算是使他扬名天下的《第二弦乐四重奏》。
卡特的乐器个性化的探求不仅仅是一种技巧的追求，一种音乐的游戏，相反它包含着一定的社会意义。卡特历来把音乐作品看作是一件能反映自然现象、社会生活复杂内涵和哲理思想的载体。他曾说：“我经常写些强烈戏剧性的东西，其中混乱与秩序的对比特别具有意义，因为它似乎是我们一切重要事物的根基。”《第二弦乐四重奏》的创作应该说是对美国近年来所谓的“个人主义年代”中充斥社会的个性扩张及个性泛滥这一重要现象的一种精确的影射。从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卡特的创作不仅是一种艺术探索的反映，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以此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时代特征及人们的精神风貌，因此，他的创作就有了更高的意义及价值，从而获得了舆论界的高度评价。为此《第二弦乐四重奏》获得了1960年度美国文艺的最高奖赏——普利策奖。（朱建著《二十世纪音乐漫步》厦门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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